日本侵略军“三光政策”构成始末

  1940年11月16日，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国，揭穿日军在“扫荡”中施行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野蛮暴行。24日，《新华日报》第一版刊登了题为《破坏日寇对华北“烬灭扫荡”的新诡计》的社论，指出：“日寇称其近来对华北进行的为‘烬灭扫荡’或‘焦土扫荡’，其内容就是：逢屋便烧，逢人便杀；俾其扫荡区域，屋归于烬，人归于灭……日寇对华北的兽行，决不单是报复（注：指百团大战），也决不单是军事妄图。而是在其‘和平攻势’失利而添加部分军事强逼的战略下，直指华北八路军的。”当天该报的第二版还刊登了我华北军民痛歼暴敌，破坏日寇“烬灭扫荡”，以及日寇在“扫荡”中所犯下的烧杀奸污抢掠的种种暴行。这是我党在“三光政策”这一用语正式呈现前对“三光政策”最早的揭穿。

  1941年1月16日，日军大本营同意《大东亚长时间战役辅导大纲》，提出要“持续对我国进行压榨，力求在昭和16年（1941年）夏秋之季，以军事、政治、策略的归纳压力，处理我国事故”。2月，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清晰往后“肃正的要点，依然在于剿共”，在华北推广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施行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明相结合的“总力战”，并集结除关东军外侵华军力的75%和悉数伪军进行大规划的“扫荡”“清乡”和“蚕食”。

  据统计，1941年至1942年的两年间，华北日军安排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“扫荡”132次，1万人至7万人的大“扫荡”就达27次之多，有时在同一区域重复“扫荡”3至4个月。“扫荡”的手法更是形形色色，比如“铁壁合围”“捕捉奇袭”“纵横清剿”“回转电击”“曲折抉剔”“梳篦清剿”“拉网合围”“马蹄形堡垒线”“鱼鳞式围住阵”等。尽管日军在作战指令和作战术语中并未有“三光政策”或“三光作战”一词，而称之为“烬灭作战”“完全的肃正作战（征伐）”“完全覆（讨）灭”“讨灭作战”等。但毫无疑问，它们“实践是十分挨近、或是简直完全相同的”。

  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可谓是“三光政策”的始作俑者。而将其“发扬光大”的则是声称日本“三杰”的老牌侵华头子冈村宁次。1941年7月，冈村宁次顶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，扬言“要在4个月完全消除华北的和八路军”。为此，他纠合日军5个师团、6个混成旅团的大部和伪军共7万余人，用其在朝鲜和东三省的“剿共”经历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大“扫荡”，其规划之大、频率之高、手法之暴虐，都是空前绝后的。